一、銅器全形拓
全形拓，又稱器形拓、立體拓、圖形拓，大約於清代乾嘉以後出現。全形拓綜合運用素描、裱拓、剪紙等技巧，是一門不易掌握的專業技術，除銅器上之銘文 外，亦保存器物的真面貌，可謂藝術價值與學術價值，兼有之。傳統金石學研究，多偏重銘文考釋，往往忽略了銅器器形的作用與重要性，銅器全形拓正好在這方面，提供了難得圖像材料。
傅斯年圖書館蒐藏銅器全形拓超過一千兩百件其中多屬劉體智、柯昌泗、陳介祺舊藏。這些藏品都經過名家收藏，品質極佳，特別是其中不少為著名拓工親手拓製並鈐下印記，如「希丁手拓」、「金谿周康元手拓金石文字」、「王秀仁手拓」、「郃陽馬子雲手拓金石」等。
本所文字學組研究人員特組成小組協助傅圖整理相關的金石拓片，預定出版《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片集》，建立銅器全形拓數位化資料庫，將有銘青銅器的基本資料、拓本、釋文、器形照片、全形拓、參考文獻、古文字字形、考釋資料數位化，提供讀者在電腦網路上查詢。
(節抄《古今論衡 3-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陳昭容 黃銘崇 袁國華)

二、漢畫象
漢代人喜以雕刻或壁畫裝飾墓室和祠堂。刻畫的內容有鬼神、異獸、祥瑞、人物、建築、車馬、歷史故事以及田獵、農牧、娛樂等關於信仰和生活的描述，是了解漢代社會、信仰、建築和生活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本所收藏之漢代畫象拓片共約一千四百餘件，分別出自山東、河南、四川、江蘇等地。大部分為民國二十年代前期所搜購，少數為捐贈品或本所人員調查時所拓製。
這批藏品世人知者不多。過去數年，本所陸續整理，發現不少不曾著錄及拓製較早、較佳的精品，目前準備出版藏品目錄，本所「文物圖象研究室」並已將部份資料掃描整理，做成電子圖文資料庫，透過網路提供查詢功能，方便資料的保存與利用。(邢義田)

三、南北朝佛教造像
本所收藏佛教方面的金石拓片為數甚多，依內容可區分為造像及其題記、寺塔碑頌、佛名和刻經、陀羅尼經幢、僧尼的塔銘和墓誌、以及其他鐘、鑪題銘等類別。這些拓片以中國為主，始自西元五世紀初，迄於民國，此外也有少數是外國的如日本造像記拓片。從拓片上的收藏印章來看，有的原為桂馥、端方、周星詒、徐乃昌、柯昌泗、潘士魁、鄭盦、劉燕庭等人的舊藏，又以周、柯二氏為最；而耀縣造像部分則是本所石璋如先生田野調查時所購得的。這些金石拓片是我們探討中國佛教文化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清代金石著作中收錄佛教方面的金石資料極為豐富，使用相當便利，不過拓本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本所收藏的孝昌三年 (527) 蔣伯仙造彌勒像、北齊皇建元年 (560) □檀寺比丘法□造靈尊像並觀音經記、以及武平元年 (570) 劉氏宗人造寺等，諸多造像記目前尚未見載於過去的著錄中。上舉最後一例，劉氏宗人造寺記，記載從祖劉桀於北魏太延初年出使粟特，可補史書的闕漏。其次，各家的錄文因拓本傳搨粗劣，或因俗字、異字辨識有誤，釋文謬誤在所難免，因此仔細審讀拓本，校對著錄，實有其必要。
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造像亦蔚為風潮。現存的佛教造像以北朝為大宗，南朝寥寥無幾，因此本所的造像拓片也以北朝為主。就目前整理出的拓片來看，北朝紀年拓片就有一千二百六十餘件，計六百餘種，而南朝拓片僅有二十九件，計十六種。
南朝拓片中，四川地區的造像有七種，參照清光緒八年 (1882) 和民國四二年四川成都萬佛寺出土的數百件造像，顯見四川造像頗為發達。其中又以無量壽佛造像的拓片特別值得注意。
北朝拓片除了寺塔、碑像之外，石窟造像約佔半數。北朝開鑿石窟的風氣特盛，一方面反映北朝佛教重禪修不同於南朝的義學佛教，另一方面也與帝都造像的傳統有關。《魏書‧釋老志》記載和平元年 (460) 於京師平城西郊武周山開窟五所，即今大同雲岡第十六至二十窟，是為北魏太祖等五帝祈福而開鑿的。遷都洛陽以後，宣武帝於龍門為孝文帝后開窟二所，而北齊文宣帝則於鄴都鼓山開鑿響堂山石窟，這種在帝都開窟造像的風氣無疑是一脈相承的。
本所的北朝石窟造像拓片涵蓋甚廣，除了雲岡、龍門、響堂山外，還有遼寧義縣萬佛堂、河南鞏縣石窟、安陽寶山、甘肅涇川南石窟寺等，共有六百二十餘件，計二百種。其中又以北魏龍門石窟佔絕大多數，近五百件，一百四十五種。北魏龍門石窟造像發達，造像記的數目也居全國之最，這與佛教義學發展及孝文帝遷都洛陽積極漢化提振文風有關。
除了石窟造像之外，獨立的造像碑也頗為盛行。北魏初期鮑纂造石浮圖像(442)及宋德興造釋迦文佛像記(457)，呈現早期以釋迦信仰為中心的造塔及佛傳的潮流。晚期的張寶珠造像碑(525)原刻於山東益都，現存山東博物館是張寶珠為七世父母等造像，碑側及碑陰並刻有千佛像。東魏武定元年(543)禪師慧訓慧剛等造像碑，原石在河南淇縣，盜運出境時被截為兩段，現存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圖像的內容甚為豐富，包括文殊問疾的維摩變及大乘布施精義的須達孥太子本生等圖像，除了代表東魏巨碑式的造像形式外，內容上也呈現大乘佛教會通諸經的思想。(顏 娟 英 謝 振 發)

四、唐代墓誌
一個人死後給予墓誌，舉世皆然，惟墓誌文化有別耳。中國墓誌的出現可以溯源到東漢時，從此歷經魏、晉、南北朝的流變，到了隋唐則進入成熟期，墓誌的形式大至被固定下來。中國的墓誌較諸歐洲和回教文明，最大特色有二：其一是一種隨葬物屬於私秘性的物品，為應付死後世界的憑證；其二是綜括墓主的一生的傳記，通常字數在數百到數千之間，於如此短篇中自無法細交待傳主，因而發展出人生的若干項目被視為誌文書寫的必要主題。此外，在物質條件上，誌文要被鐫刻在一方誌石上，這還不算，其上要覆以另一方石塊，稱為墓誌蓋。
就唐誌演變而言，有兩項重要轉折。第一、文體表達上，約在八、九世紀之交，從駢體文完全更換成散文。這可見韓愈所領導的文學革命運動不只產生在文學界，其效應無遠弗屆，連帶日常生活領域的葬俗文化亦受影響。第二、墓誌文作者通常由喪家在親友範圍中物色，但有些喪家或本人即為文章家，或轉請社會名流（特別是文學家）代筆。這種名人作品很難隨墓主潛藏於地下，相反地，反而在廣大社會大眾中流傳閱讀。這類流傳人間的墓誌自無私密性可言，不但如此，名家國手於撰寫墓誌之時深知有被流傳人世之虞，下筆傾向含蓄和收歛，甚至言之無物。這使得墓誌的私秘屬性為之動搖。迨宋代印刷術發明之後，名家秉筆的墓誌隨著印刷業的發達，流傳更廣。因此，我們在閱讀唐宋墓誌時，對於誌作者是否為名家這點，要特別留意。名家所為的墓誌自無法得窺私秘文化的奧秘。
墓誌所費不貲，只有貴族或經濟條件許可者方可為之。在唐代，並非任何人即可購置墓誌。所以，這是一種上階層的文化。然而，平民中有財力者刻意仿效貴族講究排場者，亦大有人在。這麼一來，民間的葬儀社亦有代客戶製作墓誌的情事產生，惟這類墓誌做工粗糙不說，誌文為現成的套套，故爾由特定葬儀社所出的墓誌可不管死者生前命運如何不同，大家都變成同一個命運的版本的例證而已。明乎此，當我們看到民間人士墓誌大體雷同時也就不會驚訝了。
本所逾六十年來，代有人出利用墓誌治史。論其成績，首就研究領域而言，有從政治史轉向社會史和文化史，次就對史料限制的認識而言，有從「腴墓之辭」的迷思中掙脫出來的跡象，除了一些客觀性訊息，如家世、官爵、以及地理等等，知所利用之外，連同一些主覯性訊息，如涉及意識形態或價值理念者，亦不加排斥而加以利用。
本所所藏墓誌主要為購買而來，而且多半得自千唐誌齋主人所藏者。民國七十年（1981）八月一日，本所開始整理唐誌的工作。整個工作設計和流程由毛漢光先生草擬，盧建榮先生負協助之責。本計畫下轄助理二至四人，由本所和國科會共同支付。原訂工作進度是每整理妥一百片誌文即付印，預訂每年出版一冊。從民國七十一年(1982)出版第一冊以來，至民國八十三年(1994)止，共出版十八冊，費時十四年。這時，本所有鑒於中國大陸和日本方面均出版大批唐誌書籍，而且已將本所未出版者公諸於世。本所經慎重考慮，認為沒有重複出版的必要，遂決定再選目前市面未見的數十張唐誌加以結集出版，並作為整個整理工作的結束。(盧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