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匯傅圖嘉惠學界贈書人紀念網站：傅斯年先生大事年表

傅斯年神情

　　傅斯年先生（1896-1950）字孟真，山東省聊城縣人。祖父諱淦，字笠泉；祖母陳氏；父諱旭安，字伯雋，號曉麓；母李氏。1901年春，入邑人孫達宸拔貢學塾，祖父笠泉公課讀於家。1904年五月，父曉麓公卒，享年三十九歲。1905年春，入東昌府立小學堂，祖父課讀於家，天賦秉異有神童之稱。 1909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時北京大學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偏重數學及自然科學，乙部偏重文史。先生在乙部學習，成績優異，為全部第一。1917年，在北京大學文本科攻讀，住在校內西齋四號，同室同學有顧頡剛等；學友羅家倫則常來此，與先生交談；時胡適先生任教北大，提倡白話文，先生受其影響與友人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1918年夏，約集同學羅家倫、毛準等二十人，創立新潮社；籌備發行《新潮》月刊。1919年一月一日，先生主編的《新潮》月刊出版，是繼《新青年》以後鼓吹文學革命的第二個刊物；＜新潮發刊旨趣書＞說明先生當時對於學術思想的抱負和見解；五月，五四運動發生，先生為參與此次運動之北京大學學生代表之一；在當時北京大學學生中，先生實為新思想運動的領袖；夏，卒業於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秋，以出類拔萃的成績，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冬，赴英國留學。1920年夏，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及生理，兼治數學。1923年秋，由英至德國，入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因受陳寅恪、俞大維等朋友的影響，在柏林大學既聽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1925年，繼續在柏林大學研究，經常與陳寅恪、俞大維研究學術問題，並會見老同學毛子水、羅家倫、朱家驊、段錫朋等。1926年冬，由德歸國，返里省親；十二月，接受廣州中山大學朱家驊邀請，攜介弟斯巖（孟博）先生赴廣州，任教於中山大學。

　　1927年春，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長及國文、歷史兩學系主任。為學生開設了《尚書》、《古代文學史》、《陶淵明詩》、《心理學》等課程；秋，在該校創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同時辦了一個週刊，招研究生；同年十一月一日在《週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裡，揭示了研究的方針：「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1928年春，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委員；夏，中央研究院成立，是年底，先生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所址設於廣州。於所務以外，並襄助院長蔡元培先生籌劃院務。因於該年度報告書中明確提出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目的。他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目的，要在中國建設起來歷史學和語言學兩種科學。其研究的方向是：「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同年在廣州出版的《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用籌備名義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先生指出三個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所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退步。最後宣稱：「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後來學者認為：「這篇裡面的內容決定了以後的時期史學研究應當走的路線，至今日還沒有甚麼重大的修改。」是歲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工作人員開始河南安陽殷壚之發掘，其後直至二十六年之十年間，凡發掘十五次，先後由董作賓、李濟主持其事，發現大量殷代銅器及甲骨文。此類銅器甲骨，經董李二氏及其他學者之研究，遂使商代史事，由隠晦而日趨顯明，中國之信史，因之向前推進數百年。同時，安陽發掘的收獲成為中國三十年代中國歷史學界最引人注目的大事。1929年春，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任所長，遷研究所至北平，所址在北海養心齋；秋，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九月，為購買明清大庫檔案多方接洽，此檔案為明末清初的一些原始紀錄，是研究明清歷史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歷史博物館卻視為廢品處理，為羅振玉輾轉購得，後又轉賣給李盛鐸，李盛鐸打算再轉售，先生遂與胡適、陳寅恪商議，決定買下並進行整理研究；明清大庫檔案的搶救與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性發展，亦是歷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十一月，赴開封，解決中央研究院與河南民族博物館間之糾紛；十二月，事畢返平。1931年春，自北平赴安陽小屯，視察發掘情形。主持史語所事務，兼在北大教課；是歲，「九一八事變」爆發，激發了先生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他一方面協助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穏定學校局勢，教育學生抗日愛國，一方面設法激發各界人士的愛國熱情；在北平圖書館召開的座談會上先生慷慨陳詞，提出了「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大家討論的結果之一，是編部中國通史，以教育國人。1932年，主持研究所事務，兼在北大教課；「九一八事變」後，日寇陷我東北，先生至感憂憤；五月，先生與丁文江、胡適、蔣延黻等創辦《獨立評論》週刊。先生屢於其上，發表文字，鼓吹抗日；十月，先生所著之《東北史綱》（卷一）出版，此書大旨在根據歷史，證明東北屬於我國，以駁斥日人「漢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之謬論，由李濟節譯為英文，並將譯本送交國聯調查團以為參考，甚受重視；秋，自北平赴安陽及濬縣視察發掘情形。

傅斯年神情

　　1933年春，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上海，兼在北大教課；夏，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及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1934年三月，先生在《大公報》發表＜所謂國醫＞一文，九月，先生復於《獨立評論》發表＜再論所謂國醫＞，對「國醫」理論作正面而澈底之評論；夏，與丁夫人離婚，時丁夫人在濟南；丁夫人工書善文，先生遊學任職在外，夫人則陪侍太夫人家居，同處之日頗少；嗣以新舊習慣不同，遂告離異；八月五日，與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結婚，女士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長於文學，尤擅英語；其兄俞大維與先生為同學好友，經俞大維介紹與俞大綵相識；冬，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南京，先生仍留北平。1935年五月，先生自北平偕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赴安陽視察發掘情形；此次是殷壚最大一次的發掘，所用工人三百多人，出土了大量精美而燦爛的器物，他二人對發掘豐富的成果大為驚嘆；九月十五日，子仁軌生，是為紀念唐代在朝鮮殲滅日本軍的劉仁軌而命名，由此可見先生內心所蘊藏的強烈的民族意識；「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華日亟，先生憂傷國事，頻年發表言論，鼓吹抗日，反對華北特殊化，甚為日人及親日份子所忌，先生雖處險境，仍不稍抑其愛國之誠；冬，自北平趕往長沙，探視友人丁文江病。1936年春，移家南京；冬，「西安事變」發生，先生著論，力主討伐叛軍。1937年，主持史語所事務，兼代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七七事變」起，抗戰軍興，先生參加政府召集之廬山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秋，主持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西遷事務，將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長沙。1938年春，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昆明；七月，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赴漢口出席第一次大會；秋，移家昆明；十月，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昆明郊外，旋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十二月，山東省專員范築先抵抗日寇戰死聊城，先生悼之以詩，其中有云：「立國有大本，亮節與忠貞，三齊多義士，此道今不傾。一死泰山重，再戰濁濟清，英英父子業，百世堪儀刑。」用以表達對范專員為國犧牲的敬意。1939年二月及九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及第四次大會。1940年四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五次大會；秋，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冬，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四川南溪縣李莊鎮；十二月，續任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1941年三月，患高血壓症，在重慶歌樂中央醫院養病，七月出院；十月，母李太夫人卒於重慶，享年七十五歲；十一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冬，移家南溪李莊。

　　1942年二月，先生年幼喪父，事母至孝，自喪母後，心情悲痛，悼念不已；因致函胡適，敘太夫人染病及喪事辦理經過並對自己的學行作一反省；七月，續任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參政員；十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1943年九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二次大會。1944年六月，為子仁軌書＜文文山正氣歌＞及＜衣帶贊＞等詩，並在跋中說明其寫條幅的用意在於培養兒子的正義感；九月赴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1945年四月，續任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七月一日，代表國民參政會訪延安，商談團結；因先生和毛澤東曾相識，故二人單獨談了一夜，就許多問題交換意見，五日返渝；七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先生自1938年任國民參政員以來，每次會議，發言建議，均以促請政府整刷政風為主；此外在會中竭力反對違背科學之提案；八月初，先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黃禍＞一文，響應政府徵收中央銀行黃金存戶之部分黃金，當時若干「既得利益」階級份子，正謀反對，此文發表後，因贊同者眾，反對之謀遂息；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投降，先生喜極，是日晚上，先生狂歡得像瘋了，從住所裡拿了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帽子，到街上亂舞；秋，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先是政府擬任命先生為北大校長，先生謙辭，並於八月十七日致書蔣主席，推薦胡適，又以胡氏在美未歸，故先生暫允代理；九月，在重慶參加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十一月，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係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而成）發生學潮，次月，先生以校務委員身份，前往處理。1946年一月，赴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二月十一日，雅爾達密約正式公佈，二月十一日，雅爾達密約正式公佈，舉國譁然，是時蘇俄佔領東北，大肆劫掠，先生與王雲五等共二十人，聯合在各報發表宣言，譴責英美，並痛斥蘇俄欺騙世界之偽行及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同年二十五日，先生又在大公報發表＜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一文，痛言東北之重要，並促請政府之國人，誓與俄寇周旋，由於國人之憤怒與輿論之一致指責，俄軍終於次月撤出東北；三月，政府擬請先生出任國府委員；二十七日，先生致書蔣主席，謙辭不就；三月，出席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二次大會；五月四日，由重慶飛北平，辦理北京大學遷校事宜；先生自代理北大校長後，曾屢次發表聲明，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偽員雖力謀反對，終未得逞；秋，北京大學由昆明遷返北平；是時國內外局勢紊亂，各地學潮時起，先生於八月四日在北平《經世日報》發表＜漫談辦學＞一文，其中論及學潮，語重心長；夏，胡適返國；九月，先生卸去代理北大校長職，是月二十日，北大教職員舉行茶會，表示惜別；席間胡適對先生一年來為北大盡瘁工作，備致稱揚；教授亦相繼致詞，至表感謝，先生則謙稱之；冬，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川遷返南京；十一月，出席首屆國民大會。1947年二月，先生於《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時宋氏任行政院長）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宋氏旋即辭職；四月，為子仁軌題紀念冊，寫些做人的道理；六月，赴美養病，夫人及子仁軌同往。

　　1948年，在美養病，先生自去歲赴美，入波士頓白利罕醫院治療，前後住院三四個月，出院後，體重減輕，血壓大致正常，惟醫生堅囑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復發；先生並於是歲上半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員；八月，由美歸國，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務；秋，出席首屆立法院會；冬，戡亂戰事失利，首都危急，先生傷時憂國，君以故舊零落，精神大受刺激，遂有自殺殉國之念；另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臺灣楊梅鎮。1949年一月二十日，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是年初，戡亂戰事急轉，蔣總統引退，由李宗仁代總統，急謀和議；先生於二月四日致書李氏，力陳和議之非；是歲，先生為臺大教授黃得時書一短幅，曰「歸骨於田橫之島」，具見先生志節之高，蓋久有蹈海之意矣。1950年，主持臺灣大學校務及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務；先生在臺大，夙夜憂勤，力謀改進，校務蒸蒸日上，深受師生之愛戴；十二月二十日先生列席參議會第五次會議，準備答覆議員教育詢問中有關臺大的問題，後來當答覆教育部搶運來臺存放臺大器材處理，和放寬臺大招生尺度問題時，先生強調大學招生必須保持公平，杜絕情面，不便輕易放低標準，並高呼：「我對有才能，有智力而貧窮的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回答用了三十多分鐘，情緒有些激動，待宣佈散會欲離開會場之際，先生即暈倒於會場，雖經緊急送醫，仍不及挽救，延至當晚十一時二十分以腦溢血病逝；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遺體暫厝極樂殯儀館，臺灣大學特停課一天，並下半旗致哀，全校師生聞秏，莫不同聲哀悼；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遺體大殮，送往火葬場火化；十二月三十日，蔣總統明令褒揚先生；十二月三十一日，治喪委員會及臺灣大學假臺大法學院大禮堂舉行追悼會，蔣總統親臨主祭，並頒「國失師表」輓章，對此學術界巨星之去世，深表悼惜，各界前往致祭者多達五千餘人；先生之喪，各界致送輓聯二百七十餘幅，輓詩六十餘首，輓詞二十餘首，祭文六篇，中西文悼唁函電九十餘封；自先生逝世後，各報章及先生親友學生追悼先生者，亦復不少，計得一百十一餘篇；其中對先生學行事業，頗多論列。1951年六月十五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傅故校長哀輓錄》全一冊；十二月二十日，國立臺灣大學安葬先生骨灰於臺灣大學植物園；後來稱為「傅園」。（取自於”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臺北市：中國上古秦漢學會，民84。頁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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