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古時期的文獻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四十九件似為五至十三世紀的文獻。其中漢文卷子 36 件;藏文 9 件;西夏文 1 件;回鹘文 1 件;千佛印本 2 件。

根據文件的內容,有些卷子應可確定來自敦煌藏經洞 (即第17號窟)。例如,《維摩手記》(188104號) 卷背署名「張大慶」。張大慶曾任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手下,而且這個名字也出現在法國與英國收藏的敦煌文件中。又如,《法華義記》(188098號) 僅見於敦煌的寫本。《圓明論》(188106號) 亦是如此。

至於這些寫本如何從敦煌的藏經洞流傳到臺灣並收入傅斯年圖書館,相關的記載不多,但某些寫本的題跋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例如,《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188097號) 的題跋記載「是卷先師許太史際唐所遺」。許際唐即許承堯 (1874-1964),1919 至 1921 年間曾任甘涼道(今甘肅張掖)道尹,並收集來自藏經洞的寫本二百餘卷,後來分售之。又如《四分律》(188099) 有周樹模 (1860-1925) 的題跋,說明「此唐經殘本,蘭州友人寄以贈予」。本館所藏的其他敦煌寫本大概經過類似的途徑,先經過清末地方官之手,或送或賣流佈四散,最後為本館蒐藏。

此外,本館也收藏有關於購買某些卷子的信函與單據。其中有三張來自慶雲堂(即民國時期位於北京的書店)。一張寫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三日。其他兩張應為民國三十七年的估價單與購書收據。有關三十七年的單據,本館所藏〈徐鴻寶(森玉)致那廉君函〉說明「慶雲堂求鬻之敦煌卷子寶曾寓目確為李木翁藏物均非贗品,可以收購…」。李木翁即李盛鐸 (1858-1937)。李氏所收藏的敦煌卷子在 40 年代已經很著名,且由於他的藏印流落於舊書店中,所以有不少非李氏舊藏有李氏印鑑。(參見榮新江,〈李盛鐸舊藏〉收入《敦煌學大辭典》)。書單上的文字很簡略,因此很難確定其所指的是本館現在收藏中的哪些卷子。至於當時買卷子的價錢,書單上的價格從 25 元的《金剛經》至 1200 元的「唐人寫經四卷」。(當時本所的所長傅斯年先生的月薪約 400 元)。

除了這些單據與書信外,本館的其他記錄說明四個卷子是 1944 年本所考察團所購買的 (即188096, 188080, 188104以及188105)。其中《妙法蓮華經》(188080) 是向達先生於 1944 年 9 月為西北考察團所買的。據史語所檔案 李 38-5-5 夏鼐致傅斯年、李濟函:「千佛洞於八月間發現六朝寫本六十餘卷係工人於清末泥像無意發現… …九月間向先生任之介紹為考察團購買得六朝寫經(法華經殘本)一卷,疑即工人所得之物… …」。清末泥像的說法可能只是當時的傳說。其他三種經都是 1944 年 11 月西北考察團以「麥子三石三斗」向「一磨坊掌櫃」購得。

至於藏文的卷子,夏鼐先生 1944 年 7 月 31 日致傅斯年和李濟的信 ( 李 38-4-11 ) 有以下的記載:「又向覺明先生(即向達)云此間民眾教育館有梵夾本之西藏佛經十餘捆,係由千佛洞搬去。主持館務者不甚愛惜。擬由考察團與之接洽,以新出書籍與之交換。此事是否可行,尚請示知。交換之條件如何亦請指示。」與此類似,1945 年 3 月 26 日夏鼐致傅斯年的信 ( 李38-5-17 ) 曾提及為本所購買西夏文文獻的可能,相關的文字如下:「另有一人有西夏文刻經五本,亦係寧夏出土,北平圖館袁館長已托趙先生與之接洽,但索價頗昂,且其人已赴河州,下月始返蘭,如果北平圖館不欲購買,史研所是否欲購?能出價多少?如在萬元以內,考察團可以購買,但是如須數萬元,則恐須另籌款。」

至於夏先生所提及的西夏文與藏文文獻是否與本館所藏的卷子 ( 藏文188110 - 188118 ; 西夏文 188119 ) 有關係,如今很難查考,但至少可反映當時的情形。在此我們也提供這些書單與信函的照片給學者參考。

四十九份文件中,雖然只有少數可以根據內容確認為來自敦煌藏經洞,但其他的書法與紙張也多與敦煌寫本相同。近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專家都曾親眼看過這批文獻,且未有學者質疑其中有否近人的偽作。雖然如此,這些文件的真假仍待更進一步的確認。

本館從未曾正式發表過這些文件。此次,除了將圖片提供給「國際敦煌項目」的資料庫外,文件的照片與相關資料也將公佈於本館的網站,供學者參考使用。

到目前為止,與該文件相關的研究極少。唯鄭阿財著,〈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收在《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1999 年 6 月,頁 380 -381) 有較詳細的介紹與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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