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於立教大學研究室

戴國煇先生（1931~2001）出生於桃園縣，1954年畢業於省立臺中農學院農經系，1958及1966年先後獲得日本東京大學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戴先生從小即愛書如命，更喜蒐藏典籍，於日本求學、教學及研究期間，一有餘錢，便傾力蒐購與臺灣有關之各種資料圖籍，刻意為故鄉臺灣留下研究史料，前後共達六萬多冊件，是為「梅苑藏書」。戴先生遺孀林彩美女士擬將之化私為公，提供臺灣民眾公開使用，曾託人與中研院人文組多所圖書館接洽，惟目前只有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有空間容納，乃由史語所出面商談，並交中研院人文各所圖書館館際協調會討論相關事宜。

有關「梅苑藏書」之評估項目主要有二：（1）學術研究價值；（2）整體收藏價值（重點在「梅苑藏書」與中研院圖書館的互補關係）。

就質而言，戴國煇先生不是一般的藏書家，而是研究型藏書家，故絕大多數的典藏都含有直接之學術價值。此外，還有四種意義：

1996年於書庫前

(一)從「梅苑藏書」可以睹物思人思往事，不但反映戴國煇先生個人的研究興趣和抱負，還可反映當代知識分子的時代關懷。例如所藏有關社會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是在戒嚴反共時期臺灣所無法購得的，不但可以彌補中研院收藏的空白，而且透露當時青年對新知識的好奇和對舊社會的關切。戴先生在日本教書多年，從他所收藏的資料和書籍中，可以反映一位關心臺灣歷史的學者，如何從日本的角度來瞭解臺灣，這可能是很多臺灣長輩的共同經驗和態度，值得研究。

(二)戴先生的研究相當廣泛，涉獵很多與臺灣相關的問題和資料，故其收藏呈現多元化。戴先生的研究範圍是以東北亞區域為核心，從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思想、文學和文化等多角度來探討和分析，相關的資料相當豐富。

(三)多元之中，與若干問題有關之資料既集中又深入。進入戴先生的書房及客廳，彷彿進入一間人文社會科學的專門圖書館，舉凡專著、雜誌、期刊、地圖及圖畫輯、剪報冊等陳列在書架或堆置在地上，隨時一翻，即是一本日治時期的領事報告或其他古籍；對若干問題的資料搜集，也跨越相當長的時期，有時代的連貫性。僅就華僑史研究而言，「梅苑藏書」中有關華僑之書籍就有近千冊（包括中、英、日文），其中包含許多非賣品，像東南亞華僑同鄉會館刊物和戰前日本的調查報告及雜誌專輯。在藏書中，與近代朝鮮、琉球有關的書籍也不少，如研究近現代朝鮮、韓國問題的專門雜誌《季刊青丘》及《季刊三千里》等，都是國內圖書館所沒有的。如能將戴先生的藏書集中置放，相信在進行東北亞研究時，可以提供不少便利。

(四)戴先生所藏絕大多數為日文圖書，其中戰前出版的稀見臺灣關係圖書，包括大量日本殖民時期及臺灣光復初期到1970年代之典籍，如日文舊籍、抄本、線裝書、寫真帖、圖錄、地圖、剪報類等，可補本地臺灣史料之不足。另有許多期刊雜誌或調查報告書之類，亦為本地圖書館所罕見。至於戰前有關中國政治、農業、社會經濟問題的書籍及調查報告等，數量更是龐大。

就量而言，「梅苑藏書」共有四萬三千餘種，約六萬冊件圖籍。以這批資料為基礎，任何一所大學或研究機構均可獨立建立一座臺灣史研究圖書館，但中研院因圖書資源較優，單是人文組各所圖書館的總藏書量就已經非常可觀，故需考慮與「梅苑藏書」重疊的問題。但中研院各圖書館均為研究型圖書館，與「梅苑藏書」重疊乃意料中事，甚至可以說，從重疊之處更能反映戴先生購書之眼光及「梅苑藏書」之學術價值。

中央研究院「梅苑藏書」評估小組最後結論：

(一)戴國煇先生「梅苑藏書」對臺灣史研究有不可或缺之學術價值，中研院應積極爭取。

(二)梅苑藏書有其整體性及時代的連慣性，應將其完整地收藏在一處，才能顯出其收藏的價值及意義。

(三)假如要從其他地方補購「梅苑藏書」中，中研院所缺之圖籍，單是四千多種珍貴資料，就要耗費可觀的人力和經費。

戴夫人林彩美女士原擬請中研院編輯出版《戴國煇全集》並設置獎學金鼓勵近現代臺灣史研究，但因中研院並無此例，故採折衷之法，即由中研院採購院內未典藏之「梅苑藏書」共約四千種，戴夫人將所得款全數運用於《全集》之整理出版及獎學金之設置，並將其餘近四萬種蒐藏全數捐贈中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