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去尋先生（1910-1991），河北省安新人。1931年高先生由北京大學預科轉入正科歷史系。他的才華，尤其在大學畢業論文〈李峪出土銅器及相關之問題〉中顯露無遺。他以其文獻學功力之深厚底子，駁斥秦始皇祭山川之傳說，否定李峪所出土的古銅器是「秦器」之論；以其古器物學之涵養精邃，在當時對於銅器斷代認識不深刻，除籠統「殷周式」外便是「漢式」的情況下，認為這些銅器的風格為春秋末年的新款，並考定其年代。最後，他指出李峪銅器受到「斯克泰．西伯利亞」(Scytho-Siberian)文化的影響，以此探索中國北方與西伯利亞的關係。他以敏銳及遼闊的治學眼光，把中國文化放在經蒙古、南西伯利亞、中亞到南俄黑海的大舞臺上衡量，而非關在長城內孤芳自賞地看中國文化，並且相信古代長城內外的交通遠比我們今日想像的頻繁。這種跨越國界，把中國文化放到世界文明中在當時是何等的氣魄與胸襟啊！斯克泰．西伯利亞文化與中國文化古代文明的關係是高先生一生的「最愛」。

1935年高去尋初次參加殷墟第十二次發掘，即侯家莊西北岡第三次發掘。由於他參加時期較晚，排號第九，所以田野稱呼他為「老九」或「高老九」。那次西北岡的發掘，可以說是殷墟發掘以來最大的一次，開工後在西區高土堆上的人山，和在東區小墓兩邊的人海，熙熙攘攘好像趕廟會似的，高先生目睹這熱鬧的狀況，內心自喜。由於這是他初次參加考古發掘，所以梁思永先生挑選最有經驗的工人給他，分配他去挖掘小墓。這樣的安排使他無緣視察大墓，這對他後來整理大墓報告自然增加一定的難度。

時局的動蕩與不安，國事蜩螗，高先生所興趣的「斯克泰．西伯利亞」不可能在中國單獨完成，他這方面的才華在動蕩的世代中被淹沒了。高先生隨史語所播遷來台，1949年升研究員，1954年西北岡發掘領隊梁思永逝世後，高先生受命整理乃師梁思永西北岡報告的未完稿，從此他的後半生就與西北岡報告緊緊繫在一齊。李濟先生在《侯家莊第二本1001號大墓》中序說：「校訂輯補師友的著作，比自己寫一本書更要困難……。」輯補包括訂正訛誤等，而且梁思永先生草書另成一格，頗難認定，經過歲月磨滅，由梁先生親手繪製的插圖已經腿色，有些還被誤認為白紙，此外，高先生在補寫出土器物時每一件都要核對原物，這輯補的工作，瑣碎而繁雜。高先生放棄了馳騁於歐亞草原的精魂，而為西北岡基本上很多都是盜墓賊不要的「破爛的東西」鎖磨了二十年，終至於筋疲力盡，最後雖然完成了不朽的盛業─《侯家莊》。

彌為可貴的是，單以篇幅來寫，高先生補寫的部份超過80%，然而他卻在出版扉頁猶題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輯補，這「輯補」兩字蘊藏了多高貴的人格呀！

1966年他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獲得學者一生最高的榮譽。1973年出任史語所所長，三年任滿，已是七十一歲的老人。古稀之齡的老人再來整理先師遺著，檢點實物，翻查發掘日記，核對那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實在難啊！他原本可以指導年輕學者協助從事，但他認為，年輕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學問，而不要掉入這個大泥塘。他似乎訴說自己年輕時的心願，始終一人扛起這債務，就如同他告訴杜正勝先生，他整理報告是在替史語所還債呀！

就殷墟考古成就而言，高去尋先生獲得了應享的榮譽。不過，從另一面來看，他青壯年遭國家百憂，早歲名作無進一步發展機會，就如未發足光的寒星，俯視著淒涼遼闊的草原，一閃一爍！不管怎樣，高去尋先生留下了不朽的《侯家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