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逸夫先生（1898-1990），江蘇省溧陽人。1927年時就讀於南京高等師範，轉入東南大學外文系，最後一學期，東南大學解散，先生只有離校。1929年秋，應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之聘，擔任編目的工作。1930年秋，凌純聲先生從東北南返，路過北平時，與先生談起東北的赫哲族。有關這個民族的語言是由精通德語的商章孫先生用德文字母記錄，凌先生想要改用國際音標來記。這段談話引起先生的興趣，認為是實現終身職志的好機會，於是透過凌先生的引薦，於1930年9月，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並就近在清華研究院跟從趙元任先生學習語言學和國際音標記音，以便整理調查資料。

1931年春，先生正式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任職，從這一年起，一直到1990年過世，在中央研究院任職59年；中間有三年出國講學和研究，分別是1957年至1958年在美國加州大學和耶魯大學各研究半年，以及1964年度與1965年度先後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及印地安那大學的人類學系各任教一年，這種堅守崗位，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是值得後輩學習的。

先生進入中央研究院一直到抗戰軍興的七年當中，主要的工作表現是到邊遠地區從事實地調查工作。第一份工作便是跟隨凌純聲先生作赫哲族的語言記錄。隨後，在1933年與凌先生、勇士衡先生，一起到湘西的鳳凰、乾城、永綏等縣調查苗族，前後停留三個月。這是國人第一次調查苗族，其成果便是《湘西苗族調查報告》，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之十八，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4年，先生又與凌先生一同調查浙江南部麗水等縣的畬民，為期兩個月。1935至1936年間，先生又應外交部邀約，參加中英滇緬南段界務的會勘工作，在雲南與緬甸邊境的孟定、耿馬、猛允、孟連等土司，以及班洪、班老等佧佤山地，停留半年。在這期間，大量蒐集擺夷、倮黑、栗僳、阿佧、山頭、崩龍、佧佤、佧喇等民族的資料，其結果寫成許多單篇的論文，發表於各種人類學有關的刊物上，奠定以後對中國西南民族研究的基礎。

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央研究院往大後方撤，先遷到昆明，後轉至四川南溪的李莊。在這一段期間，先生繼續從事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例如：調查四川南部的永敘的雅雀苗：興文、琪縣等地的僰人墳等。同時，先生也展開對中華民族的綜合研究，先後完成〈中華國族解〉、〈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中華民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西南民族與緬甸民族〉、〈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考略〉等論文。

1946年抗戰勝利後，史語所跟隨政府遷返南京，一直到1950年移居臺灣之前的三年多時間，是先生另一階段的研究。主要研究題材是中國的親屬制度，藉用現代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概念，來分析中國古代的親屬稱謂。先後發表〈伯叔姨舅姑考〉、〈苗語釋親〉、〈釋甥之稱謂〉、〈中國親屬制度的演變及其與家族制度之相關性〉、〈九族制與爾雅釋親〉、〈爾雅釋親補正〉等論文。在這段期間，先生又以邊疆專家的身份，被推選為行憲前的立法委員，因而對邊疆問題多所著墨，先後發表〈行憲與邊民〉、〈中國邊疆之語言文字及其傳授方法〉、〈邊疆建設與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行憲與邊疆地方自治〉等論文，發表於《邊政公論》等刊物上。

1950年來臺灣後，除了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之外，還多了教書的工作。於該年臺灣大學成立「考古人類學系」，考古學與文化人類學並重，先生當然成為系上的主要師資陣營的一員。由於考古人類學系相當重視田野調查，而先生又曾於1959年至1964年繼創辦人李濟之先生之後為系主任，要安排學生田野實習，於是先生以其相當豐富之田野經驗帶領系上的學生到各個原住民社會部落從事實習調查，先生也因此發表不少有關臺灣原住民社會的論文，包括〈瑞岩泰耶魯族的親子聯名制與儸倮麼些之父子聯名制比觀〉、〈瑞岩泰耶魯族親屬制度初探〉、〈瑞岩泰耶魯族頭目與村長家族世系譜〉、〈臺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泰雅族調查簡報〉、〈民族平等的地方自治與山胞社會〉等。

1964年，先生六十五歲，卸下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的職務，隨即出國講學兩年。回國後，全力從事有關中國民族、文化與社會的綜合研究。由於得到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終生聘書，先生在往後歲月中，每日到史語所辦公十小時以上，亳無倦容，直到九十幾歲時依然如此。與同事學生討論問題時，依舊可以滔滔不絕，且每多有發人深省的見解。時至今日，當我們重新翻閱先生的作品，不難看出他的論文一直圍繞在「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這個主題上。半個世紀的時間，不斷的對同樣一個領域作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可貴、卓然有成的行為和風範。

生七十歲時，其學生和同事曾經集結他的著作，編成《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三巨冊，一共收入論文七十篇，其中有四十五篇是跟「中國民族」這個主題有關。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編纂《二十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彙編及引得》，費時十年方才完成，全書有五大冊，彙編及引得兩部份共得五百四十萬字，可說是民國以來最為難鉅的一部資料彙編與索引，1975年由史語所出版，為史料叢刊甲種之一。先生在序言中說： 「筆者一向主張把田野工作的透視帶到圖書館中，以便充分利用歷史上資料與民族誌資料交互參稽，由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彼此啟發的認知潛能，探究各族的起源、播遷、蕃衍、興衰的因由，俾可闡明各族與歷朝統治民族相互間的關係，及其在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與各種解決策略的得失，並可驗證人類學有關民族接觸、文化涵化、與社會變遷的理論。」

李亦園先生稱頌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由此可見，芮先生的編纂該書實有一深遠而嚴謹的理論架構作為主導，以數十年研究中國各民族的豐富經驗和心得，企圖融合人類學與史學於一爐，實為我國學術界開創了新的學術途徑。」

先生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積極引進西方學術，來重新認識與詮釋中國文化的時候，這個風潮在他早年的作品中表露無遺。先生晚年，學術思想成熟純精的時候，便開始有了新想法，要把中國歷代有關各族的各種問題及其解決方法，作一番整理，再去驗證人類學上的理論，這種經過長年累月的田野工作和勤讀史書後所獲得的新視野，正是後輩學者所要效法的。